寻找多萝西·戴的足迹——我的耶鲁琐忆

admin 6个月前 (07-27) 社会 33 0

作者按:2018年,延续了十三年之久的北京大学与耶鲁大学博士研究生交流项目终止了。为了纪念史景迁、金安平配偶为中美学术交流所作的杰出孝敬,北大历史系牛大勇先生嘱咐加入过这个项目的同学们写些文章。我是第二批赴耶鲁的两人之一,在耶鲁的学习和生涯对我的人生影响很大,因此更有回忆成文的需要。因此就在去年年头写了这篇。这一年多来,中美关系发生了深刻转变,可是由于懒,我也没作什么修改。

必须认可,要我回忆十几年前的事情很不容易。费了好大的劲儿,浮现在脑海里的也都是些肢离破碎的片断。固然,也都是岁月留下的最深刻的痕迹。

我是学历史身世,记述往事自然要沿着时间、空间和人物三个维度睁开。第一次见到史景迁、金安平贤伉俪是在2004年,他们来北大作讲座,同时和北大历史系商议搞一个北大-耶鲁博士生交流项目。简朴来说,就是耶鲁中国史偏向的博士生和北大美国史偏向的博士生,可以在博士论文开题后,相互到对方学校搞一个为期半年左右的交流接见,名额是每年两三名。这样做利益固然许多,首先来说可以提高语言能力,做历史研究,语言是最基本的功夫,但据我考察,无论在那时照样现在,海内能熟练掌握几门外语的学者都称不上多,加上那时刻人文学科的学者出国机遇本来就对照少,以是史先生提议的这个项目十分珍贵。另有就是可以更有用率地网络史料。那时刻在海内做天下史研究的尴尬之处就是史料异常不足,而且越是研究的深入,史料就越是不足。看着中国史专业的同学们动辄写几十万字的论文,我们这些搞天下史的总是内疚的抬不起头。胡适曾经给我们历史系立下一个礼貌,“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史料不足,文章自然也写不长,靠脑补写论文是经不起偕行推敲的。去美国名校图书馆查阅史料,可以在很大水平上解决这个问题,我厥后的履历也充实证明晰这一点。固然,史景迁先生提议这个项目另有更深的立意,他想加深中美两国历史学者之间的交流,相互取长补短,配合推动学术研究提高。勿庸讳言,中国高校对研究生的教育培养系统相对美国是有些落伍的,以是这种交流对中国学生的意义要更大一些。

到了2005年,我完成了博士论文开题,具备了去耶鲁交流的前提条件。记得是暑假后的一个薄暮,史景迁金安平贤伉丽又来到北大,在南校门外的天外天约请部门博士生一起吃烤鸭。我接到通知的时刻正幸亏图书馆,没有什么心理准备,很慌忙地赶了已往。那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史先生和金先生。史先生相貌十分俊朗,举手投足都是英伦绅士范儿,与肖恩·康纳利颇有几分相似,史先生又很健谈,称得上魅力无限。金先生凝望史先生的眼神十分厚实,既有一些瞻仰偶像的崇敬,又有一些看顾孩子的爱怜,可见二人情绪之隽永。史先生一边吃器械一边问我们都在研究什么。人人逐一讲,轮到我时,我说我在写多萝西·戴(Dorothy Day,1897-1980)。要知道,纵然从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个问题都是冷门。首先,宗教史在海内就称不上什么“显学”,有野心的学者多数不会选择这个领域。其次,我研究的又是美国天主教历史上一位女性社会活动家,绝大多数人连听说都没听说过。史先生有点儿意外,便问我北大这方面史料够不够。我随手从书包里拿出戴的传记给他,讲了讲我为什么选这个问题,以及现在史料掌握的情形。史先生又问,关于戴的史料在美国厚实吗?我回答说,戴的日志和相关档案主要收藏在威斯康辛的马凯特大学图书馆,耶鲁图书馆也有戴青年时期作为美共党员办的左派刊物的缮本及微缩胶卷。想必那天我给史先生留下了一些印象。到了十月间,我通过了北大和耶鲁的选拔,成为2006年赴耶鲁交流的两人之一。还记得这个新闻是金先生亲自打电话到畅春园宿舍告诉我的,她像慈母一样嘱咐我接下来赴美要作的种种准备,让我感应既意外又温暖。

2006年元旦后,我如愿来到耶鲁。在行前的晚上,我的导师彭小瑜教授请我在砂锅居大搓了一顿,还陪我到双安阛阓按美国教授的范儿买了一件毛呢大衣和一件灯芯绒洋装,这些都是十分美妙的回忆。师恩深似海,唯有不断学习和努力事情才气答谢,这是题外话。许多细节解释耶鲁也十分重视和敬服我们这些交流生。一出肯尼迪机场,便有校方雇的豪华轿车来接我们,我记得是一辆很长的林肯,在海内常见被用作婚车,那时还以为挺可笑的。到了耶鲁后,校方放置我们住在高街32号牛津公寓,这里称得上是纽黑文综合条件最好的公寓,离耶鲁老校区、斯特林纪念图书馆和耶鲁研究生院都很近,相近生涯设施也很完好,十分利便。耶鲁还放置了一位来自复旦的留学生帮我们办理入校的种种手续,省了我们许多贫苦。最主要的是,每个月的津贴从上一年的1000美元增添到了1300美元,对我日后在全美四处游历辅助极大。

先回忆在耶鲁的学习吧。金先生希望我们多选些课,多体验美国常青藤大学的教学方式和研究空气,这对我们日后的学术研究和教学生涯显然十分主要。我那时可能自视太高,不知深浅地选了一大堆课,主要是美国政治、社会和思想史一类,以及一些语言课程。上了课后就傻眼了,以我的学力着实难以支持。耶鲁教授十分注重解说学术史和方式论,教学内容异常扎实,和海内一些教授热衷在课堂上讲段子的情形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教学方式多是费孝通先生提过的“席明纳”,也就是研讨会。选课的研究生坐成一圈,在教授的指导下,就某一主题举行讨论,要求论点鲜明、有理有据。这种形式看似简朴随意,现实要求却异常的高,需要大量的阅读作支持,险些每一次研讨会的书单都得列十几本书和数十篇学术论文。别说我们这些来自中国的交流生,就是母语是英语的研究生,要想把这些全啃下来也是超乎想象的。若是严酷凭据教授的要求做,我信赖这一学期的阅读量,比普通人一辈子看的书都要多得多。可见,优异的学者都是通过残酷的训练铸造出来的。除了阅读之外另有写作,每门课都要交若干篇论文,那种压迫感简直要把人逼疯。幸亏彭师在给我们本科生上课时,就曾要求一学期写7篇念书讲述,因此还算有些心理准备。必须提到的是,美国学术界对学术规范问题十分敏感。记得我在一篇论文里引用了某本专著中的一句话,思量到是一样平常作业又不用揭晓,就没有详细标明出处,效果那位教授十分严谨,专门约我到办公室恳谈,不厌其烦地警告我一定注重不要“剽窃”,让我出乎意料的是,她还把这件事告诉了金先生,金先生也和我谈了一次,搞得我十分尴尬,心想这也太小题大作了吧。对学术规范云云重视,在海内学术界也是不多见的。要知道,养成好的学术规范,除了自律,主要靠先生的提醒和教训。海内履见报端的学术腐败,实在说明晰许多问题。耶鲁的语言教学也是十分先进的,我选的英语课上都是来自天下各地的留学生,说英语时口音五花八门。先生从最基础的校正发音最先,行使计算机软件来丈量和划定音和谐音色,然后通过大量朗诵训练牢固下来,这种方式真是让我感应另具匠心。更有意思的是,先生会凭据每个人的口音设计差别的朗诵训练方案,好比发给我的是纳博科夫《洛丽塔》的开篇,我到现在都还记得,Lolita, light of my light, fire of my lions. My sin, my soul, Lolita…每次当着人人的面朗诵这段我都以为好尴尬,同学们也都窃笑不已,但实在是先生发现我发音的时刻舌头的位置纰谬,发L音禁绝而设计的专门训练。

在耶鲁研究生院,纽黑文的小同伙为了纪念马丁路德金日(每年1月第三个星期一)做的留言卡片

再说说耶鲁的图书馆吧。北大图书馆藏书在海内高校里最多,但和耶鲁相比另有一定差距。耶鲁大大小小的图书馆有二十几个,藏书量跨越万万册,在全美排名第一,在全天下排名第二。其中我常去的是主馆斯特林图书馆和拜内克古籍缮本图书馆。这两个馆各有特点,斯特林是一座哥特式仿古修建,从外面看已往给一种庄重盛大的压迫感;拜内克则是一幢现代气概修建,外壁用的是一种特殊质料,在日间阳光可以穿透外壁,室内不必开灯,因此在美国修建界和图书馆界的名气都很大。耶鲁图书馆的优势不止于硬件,我印象很深的另有两点,一是她的微缩胶卷室。谁人时刻网络数据库已经蓬勃兴起了,但之前大量的过刊都还做成了微缩胶卷,斯特林里有一间稀奇大的微宿胶卷阅览室,在那里可以查阅美国险些所有的过刊期刊,十分利便,微缩胶卷阅读机摆弄起来也十分有趣,很像小时刻玩的拉洋片,这也是吸引我的地方。二是蓬勃的馆际互借系统。绝不夸张地说,在耶鲁图书馆就没有你借不到的书,由于读者可以很轻松地使用馆际互借系统,几天之内就把耶鲁图书馆没有的书从其他图书馆运送过来。我记得曾借了几本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的馆藏,两三天就到了。厥后领会到,在全美有数不清的货车日夜兼程在高速公路上奔腾,专门卖力在图书馆之间运送书籍,这种水平的公共投入确实超乎那时我的想象,要知道,这些馆际互借服务都是免费的。

斯特林图书馆正面,门口停着的STEAMATIC即是运输馆际互借图书的货车

拜内克珍本缮本图书馆

再讲一些在耶鲁生涯的趣事。身在异乡用饭是个问题。在美国,差别国家风味的餐馆在价钱上可以说是品级明了的,一定水平上反映了该国文化在美国社会的影响力。好比泰国菜和越南菜要廉价一些,墨西哥和意大利餐在中档水平,法餐和日料就要贵上不少。中餐对照特殊,各个档次的都有,覆盖面很广,说明很受迎接。到耶鲁的第一晚,金先生先是带我们到一家很高级的中餐馆吃晚饭, 惋惜名字我不记得了。饭后,金先生又带我们去了纽黑文所有华人和中国留学生都十分熟悉的长城饭馆。说是饭馆,也是家杂货店,老板可能是个广东人。在这里可以买到一些在其他超市不大容易买获得的中国特色副食和日用品,好比老干妈辣酱。杂货店后面是间自助餐厅,空间不大,只能摆四五张桌子,用的食材多数是前面杂货店当天卖的肉蛋蔬菜,但利益是口胃隧道、价钱廉价,也许3-4个美元就可以吃得很好,可能因此很受中国留学生迎接。在耶鲁最初的几个月,我经常来这里吃钣。印象深刻的另有一家面馆,老板也是位中国人。由于位置离教学楼更近,那家店险些天天暴满。等顺应了在这里的生涯之后,就经常到超市买菜自己做饭吃了。做的也都是些简朴的器械,煎个鸡蛋,炒个清菜什么的,仅以生活为目的。必须得认可,美国食物价钱确实很廉价,尤其是鸡肉。犯懒的作法就是几美元买上一大包鸡腿,回来煮上一大锅,一顿吃一个,可以撑上差不多一个星期。直到现在我印象最深的照样第一次做可乐鸡翅的味道。真正意义上的自力生涯让人着迷。

纽黑文华人和耶鲁中国留学生们最熟悉的长城饭馆

总之,在吃的方面破费真的很少,算下来每个月也就两三百美元。省下来的钱我主要做了两件事,一个是买书。美国的书着实是太贵了,随便一本就要几十美元。相对来说,二手书要廉价不少,以是我就尽可能买二手书。而最利便的买书渠道无疑是亚马逊,我也就明白了为什么全天下最大的电商平台是以卖书作为创业起点的。这种商业模式在海内很难复制,当当无法成为海内一线电商,部门缘故原由可能就在于此。

另一件是尽可能行使课余时间四处游历。耶鲁的学期中央有一些短假期,我既静不下来心看书,又不想宅在公寓里,就跑出去四处转。第一趟,我在3月去了加利福尼亚。从南往北,先到洛杉矶拜会老同学,然后到旧金山观光湾区。站在山顶上遥望太平洋着实让人震慑,我感受太平洋的深邃和厚主要远远跨越大西洋,可能是祖国就在彼岸的缘故。除了嬉戏,我还在耶鲁大学鲁乐汉(John Delury)博士家人辅助下,在伯克利耶稣会神学院(Jesuit School of Theology at Berkeley)待了几天,网络了不少史料,还顺便体验了一下修道院的生涯。最后,我坐火车来到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在鲁乐汉博士怙恃的家中度过了一个令人难忘的周末。加州一行让我更深刻地明白了什么叫作“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美国天主教历史上有一个稀奇的话题叫“信托人(trustee)”,美国是个移民社会,19世纪大量欧洲移民涌入美国,但教会生长的速率跟不上天主教移民增添的速率,于是平信徒在确立教会的历程中发挥了对照要害的作用,捐助了大量教堂和教产,又由于美国深挚的民主传统,掌握教产的平信徒便和新来的卖力治理教区的神职人员发生了矛盾,在双方冲突的历程中,便形成了以平信徒为主体的信托人组织。信托人代表平信徒介入治理教产,在教会事务中有很大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和神职人员形成了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互助的关系。若是不来加州的话,信托人组织对我来说就永远是个停留在书本上的观点,但加州之行让我亲身体会到信托人与教会之间究竟是若何互动的。鲁乐汉博士的怙恃应该是加州天主教会信托人组织的主要成员,正是他们的相同协调,让我有了在耶稣会神学院学习体验的机遇。

鲁乐汉博士的怙恃带我观光萨克拉门托一处铁路博物馆。用意是想让我领会华工为美国“西部大开发”做出的孝敬和遭受的魔难

第一趟游历让我尝到了甜头,后面就一发不可收拾,3月尾又去华盛顿看樱花。出门在外,“行”也是个大问题,不仅要设计好线路,还要选择好交通工具。由于没有高铁,在美国旅行首选的交通工具自然是飞机,然后是火车或大巴。离纽黑文最近的交通枢纽是纽约。对我们这些穷学生来说,从纽黑文坐火车到纽约是最经济的,只需要10几个美元,瑕玷是慢,100来公里的旅程要开很久,活脱脱让我找到了小时刻坐绿皮车的感受。火车直通纽约中央车站,车站四周有华人开的远程大巴车站,去东海岸的大都市既便利又实惠,也可以在中央车站乘摆渡车直达肯尼迪机场转乘航班。对那时的我来说,出行的经济性是第一位的,便利性是第二位的,以是去加州这些对照远的地方,我一样平常会选中转航线或红眼航班,既折腾自己,又折腾同伙,现在回想起来着实太划不来了,稀奇是给同伙们带来许多未便,在此要为我的“自私”说声对不起。华盛顿我是坐大巴去的,也许三四个小时的车程,中途路过了费城,惋惜没停留。作为首都的华盛顿到处都散发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国会山、林肯纪念堂、五角大楼、阿灵顿国家公墓……这一系列雄伟肃穆的灰色修建都在讲述着深沉的爱国主义故事,这种气质在美国各都市中是举世无双的。在华盛顿时代我还观光了彭先生的母校美国天主教大学,那里是全天下宗教研究的重镇。

从华盛顿回来没多久我又去了纽约,这是我最想去的地方,由于多萝西主要的社会活动多数是以纽约为中央睁开的。我在纽约待了差不多一个星期,天天起床就乘地铁到曼哈顿岛,用脚步丈量这座都市,从南往北,从西往东,走遍了多萝西在自传中提及的每一个地方,恣意想象着那时的情景。我还特意去了多萝西在曼哈顿开办的慈善机构“玛丽屋”和“圣约瑟夫屋”,这两个地方也是多萝西建立的“天主教劳动者运动(Catholic Worker Movement)”在纽约的分部,多萝西晚年一直生涯在玛丽屋并在那里去世。不研究多萝西·戴的人很难想象这两个地方详细是什么样子,事实上,它们与一样平常人印象中慈善机构高峻上的形象一丁点儿都沾不上边儿。它们都位于曼哈顿的下东区,那里是贫民区,肮脏、阴晦、破败,空气中隐约飘散着腐臭的气息。圣约瑟夫屋显然不够整齐卫生,也没有院子,外墙上有不少涂鸦,有几扇窗户玻璃照样碎的,门口站着几位暮年流浪汉,很明显,他们是来这里领免费餐的。玛丽屋的条件要好一些,作为劳动者运动的精神中央,时常有人来这里瞻仰。说来也巧,由于天主教劳动者运动建立于1933年的五一劳动节,我正好赶上了73周年纪念活动,来自全美各地分部的运动领导人都群集在玛丽屋,汇报上一年的事情,想念多萝西的一生。我说明晰自己的来意,人人都对有中国人在研究多萝西·戴感应惊讶不已,就约请我加入了他们的纪念活动。实在所谓的领导人,都是些甘愿为济贫事情无私奉献的志愿者,他们都是受多萝西人格与精神的感召而投身到运动中来的,他们服务的工具都是美国社会最最底层的穷人,其中大多数是无家可归、疾病缠身的老人,只要另有容纳空间,他们就可以在这里获得免费的栖身之所。多萝西有一句名言,love is dreadful。对她来说,济贫绝不是坐在办公室敲电脑来分配慈善项目和捐钱,而是和穷人直接生涯在一起,用所有身心照看他们。这些穷人没有条件讲求个人卫生,很长时间不沐浴,身上气息难闻,有虱子、臭虫也很寻常,普通人唯恐避之不及。和他们在一起生涯,对有产阶级来说,无疑是感应厌恶和恐惧的。但多萝西和她的追随者做到了,而且一直坚持至今,多萝西和她建立的社会运动成为捍卫美国社会道德与知己的一道顽强防线。纽约之旅是我游历当中最奇幻的一部门,让我的博士论文的灵魂加倍丰满、强壮。

天主教劳动者运动纽约分部,玛丽屋,也是多萝西·戴栖身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在那里去世

游历美国的最后一站是密歇根湖畔的密尔沃基。马凯特大学(Marquette University)就座落在密尔沃基,关于多萝西的主要档案和文献多数收藏在马凯特大学的图书馆里。能来这里查阅史料是金先生和其他师友为我经心联系和放置的,对我完成论文十分要害。美国天主教历史协会主席、马凯特大学历史系帕特里克·凯利(Patrick W. Carey)教授热情接待了我,并放置我住在他家中。凯利教授是位异常淳朴的父老,无论我跟他讲起什么中国的趣事,他都市流露出一付难以置信的脸色,问我,Is that true?当他明白了,他又会名顿开地颔首,That makes sense! 就像个无邪的孩子一样。我在凯利家中住了差不多一个月,事情日的时刻天天早晨和他一同开车去学校,晚上又一起回家,到了周末就和他全家一起到密歇根湖畔的别墅休息。在凯利家吃的器械很简朴,翻来覆去就是牛排、鱼排、意大利面和汉堡这些,但实在做起来还挺细腻庞大。就拿汉堡来说,这个汉堡可不是麦当劳那种,而是先买回来新鲜的牛肉,绞成肉馅,再放在模子里压成肉饼,然后再到院子里用炭火炉子也肉饼烤熟。这样做出来的汉堡,谁人鲜嫩多汁的口感,简直是无敌了。我还和凯利一起在院子里种辣椒、蕃茄,另有其他蔬菜,这照样我从小到大第一次干“农活”,厥后凯利来北大加入学术会议,我还特意问他我们种的菜长出来没有,他哈哈大笑说,not all of them came out!我和凯利一起着手做的事情另有许多,事实上,一样平常生涯中的一切事,凯利都尽可能要亲自着手做,这也是中西部美国家庭的生涯常态。一样平常以为这是由于美国的人工对照贵,而在我看来,更多是由于他们能够在劳动中感应无与伦比的愉快,否则无法解释买劳动工具往往要花更多的钱。凯利的车库里装满了林林总总的工具,甚至有一台浅易的车床。我和凯利一家结下了深挚的友谊,直到现在,凯利配偶每年元旦都市给我寄来一封信,用最传统的方式讲述已往一年凯利家族发生的所有大事,幸福的和不幸的都有。他们视我为家人,而我在梦里也时常回到那难忘的密歇根湖畔。

和凯利配偶在一起,她夫人也是一位资深学者,主要研究语言和文学。也许一年前,无意中在FACEBOOK上和两位老人家相遇了,一别十余年,她激动得哭了

在耶鲁的时光是很短暂的,但我履历的一切无疑对我之后的人生产生了偏向性的影响。来耶鲁之前,我的职业理想就是作个历史学者,但一番游历之后,我以为自己应当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更直接有用的事。我在五大湖区亲眼目睹了美国制造业的衰败与萧条,目之所及,四处都是废弃的工厂,就像在战争中被轰炸过一样。那时美国正处在发作金融危机的前夜,耶鲁的中国留学生们多数热衷讨论结业后若何去华尔街和印度人竞争,在金融行业找一份体面的事情。我那时的直觉就是美国已经日薄西山了,中国的机遇来了,处在历史大转折时期,专一做学问太没介入感了。现在回头看,这种判断有些片面和稚子,但却是我那时最真实的想法。回国后,我和彭先生讲了我的想法,他很支持。结业后,我脱离象牙塔,当了一名公务员。幸亏学有所用,现在主要做些宗教政策研究的事情,希望能在普通的岗位上,为国家和民族多做一些事。

作为历史进程生长的自然效果,近些年来中美关系发生了深刻转变,不知道北大和耶鲁交流生项目的终止是否和这种转变有关。无论若何,这令人感应十分遗憾,衷心希望中美高校之间的学术交流越来越深入亲切,而不是相反,久远来看,这对确立优越的中美关系是有利的。

再说些题外话。由于研究需要,我们师生接触美国同伙不少,确实也有美国先生看到中国先生开日本车示意不愉快的小故事。有一次彭先生开了他的小飞度去机场接一位美国先生,对方就很直率地问他为什么不开美国品牌的汽车。这位先生一生都在大湖区事情和生涯,明了汽车工业对当地人意味着什么,是就业和生计。在全球化高歌猛进的时刻,人们往往容易忽视其残酷的一面,忽视产业转移给原来的从业者带来的种种难题与伤痛,以及由此激起的种种政治上的非理性和民粹主义情绪。美国和欧洲差别,相对来说缺少社会主义传统,在国家层面不大容易推行努力有用的社会福利政策,这就给偏激的基督教福音派留下丰裕的社会活动空间,他们与共和党保守势力合流,在相当水平上绑架了美国的对华政策,这是中美关系发生深刻转变的主要缘故原由之一。要想解决当前中美关系的困局,真正构建起协调、互助、稳固的中美关系,需要我们从更高远的角度思量全球化靠山下的劳动和就业问题。我们不仅要和美国的执政者谈判和谈判,更应该实验确立能够感动美国甚至全天下劳工阶层的话语系统。中国人民靠着辛勤劳动过上了好日子,应该更容易同情明白美国人民的难题处境。总之,作为卖力任的大国,我们不仅要重视本国人民的福祉,还要思量全天下劳动人民的亲身利益。要认识到,保障劳动和事情的权力,是我们相互明白和确立友谊的主要基石。

最后,再次向史景迁金安平贤伉俪示意真挚的谢谢!您们为我做的一切我都铭记在心里。祝您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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